八十年代里根政府时又出现了新供给学派，主张回到萨伊那里去。
与苦于民粹主义绑架而普遍只能随波逐流竞相许诺给甜头的当前西方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仍然保持着列宁主义的先锋党性质，是社会的领导力量而不是大众的尾巴，更能动员社会大众为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承受当前的代价。中国经济改革为何成功？苏联东欧休克疗法为何失败？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着重于在旧体系之外放手让新经济力量成长，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对已有经济运行的干扰，保持整个经济规模持续增长，最后即使到了需要对难乎为继的旧体系开展大规模手术时，由此调整的人力和其它资源已经有了新的去处可以安置，整个经济仍然保持着较高速度的增长，调整的阵痛削弱到了最低限度和最短延续时间。
须知，在1929年金融危机期间，正是由于美国国会通过了极端保护主义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引爆各国竞相报复的关税战，触发贸易保护与贸易萎缩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终于将在危机边缘挣扎的世界各国推向创纪录大危机的深渊。[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7年4月号）》，第二章。有鉴于此，占西方国家总人口60%—80%的传统中产阶层面临选择：是忍受一时冲击而削减不合理福利、相应削减他们的负担，还是继续这样下去深陷恶性循环？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丧失正视问题和采取行动的意志、能力比问题本身更令人担忧。同时，如果外来移民不能指望福利救济，必须劳动谋生，生存压力将激励其尽快、尽可能全面地融入东道国社会，这样才能赢得较多的机会。今天的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在1970年代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成果的基础之上开展的，它继承了那个时代斗争的成果，但也因此与那个时代的斗争内容、目标有很大不同。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占总人口10—20%的上层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更多的机会获取利益，同时也有更多的办法逃避在母国的税收等项义务，而高福利带来的高税收也大大激励了他们花样百出逃避母国税收义务的动机。但今天的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异化成了对传统中产阶层的压榨，导致不少发达国家占总人口60%—80%的传统中产阶层成为全球化冲击中相对损失最大的输家。（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编辑 岳彩周 校对 赵琳） 进入 陈清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营经济 。
对不同企业有亲有疏，就会错配。消除国企民企进退之争，核心在于政府管资本、不管企业 新京报：此次的争论给我们什么启示？ 陈清泰：近20年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争论一波又一波。一年后企业重生，恢复上市。对银行来说，给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具有风险防控问题，也有成本效益问题。
国企民企进退之争为何反复出现？ 新京报：最近资本市场上一度有国进民退的说法，而在此前也出现过民进国退的说法，如何看待这两种说法的出现？ 陈清泰：改革开放后个体私营经济是从傻子瓜子和雇工是不是剥削的争论开始的。新京报：2018年哪项改革措施您最关注？为什么？ 陈清泰：民营经济的发展引起进一步的关注，通过改革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的问题提上重要日程。
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把所有制提到如此的高度，以至于割裂市场、降低效率。各级政府分别管理着一个国有企业群，就承担着做大做强的责任，就会对不同企业有亲有疏，甚至有的为做强所管国有企业，不惜强制盈利的民营企业被亏损的国有企业并购。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正如所言，40年中国经济面貌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也是民营经济波澜壮阔的发展史。种种迹象显示，此前所有制理论政策改革的红利逐渐消失，有待与时俱进地再改革。
另一方面，给民营经济平等竞争地位的文件频频出台。这是近年出现的很好的案例。种种迹象显示，争论背后存在一些的深层次的原因，需要对症下药地推进改革。按照这个原则，银行应当对客户保持所有制中性，只有公平看待各类企业配置资金，才能保障资金效率。
公有制为主体、在数量上占优势。消除进退的争论，核心要转向管资本，在竞争领域不再管企业、不再承担做大做强的责任，才可能对各类企业一碗水端平。
经充分论证，列出国有企业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清单。这期间国有企业作为政府行政的工具，具有特殊的地位、与政府有特殊的关系。
十年之内政策大幅度摇摆，国企民企进退之争此起彼伏。除了民营经济，2018年房价快速上涨势头继续被遏制，金融保持稳定，去杠杆进一步推进，传统经济和新经济依然展现出巨大的潜能。在根本上解决民企融资问题，还需在所有制理论政策上要有新的突破 新京报：所以，近期引发关注的民企融资难、融资贵与国企民企进退之争的实质是一致的吗？ 陈清泰：是的。不能将那些人为规定放到超越经济发展的高度，不惜扭曲市场、降低效率，刻意实现。在目前供给侧改革的大规模调整中，并没有看到多少企业破产，说明我们还有很多制度性改革没有到位。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获取土地、矿权等自然资源、特许经营权、政府项目、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以及市场准入等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为保障国有经济控制力，政府就会设定诸多行政性垄断和民营企业市场准入门槛。人为地认定各类所有制成分在经济总量所占的比重和由哪种所有制保持控制地位，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公平、效率原则是有冲突的。
按照现有的政策，政府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还保留着差异化政策，导致银行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有亲有疏。这就出现了民企深陷融资难、融资贵的同时，多家银行竟与某央企一次签下共计一万多亿元的意向性授信。
其中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等表述不一致的部分，需要进行新的解读和调整。紧接着2008年左右，国有资产法出台。
较长时期以来，国有企业作为政府经济调控的工具、推动增长的抓手，使我们较快地走过了追赶期。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每次争论都是对经济的伤害。但此时，民营经济的经济总量逼近一半，原有的空间和领域已经不足以让他们施展，要求有更大的市场空间。
在2018年行将结束时，民营经济走到了聚光灯下，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但实施还没有到位，2006年政府权威部门宣布，国有企业在七大行业中保持绝对控制、九大产业保持较强控制。
银行还是要让要它回归本位，追求收益、规避风险。新京报：在您看来，争论的原因在哪里，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陈清泰：最近争论再起。
第一，梳理不同所有制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重要表述。但企业和员工的流动性需要社会基础设施的保障，特别是员工可携带的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的制度支撑。
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的理论政策一旦被固化，就会成为后续发展的障碍。国有经济有两大功能，一个是政策性功能。更重要的是鼓励和支持风险投资基金，拓展多种直接融资渠道。全球金融危机后，2009年美国公用汽车公司和日本的日本航空公司都先后申请破产保护。
进入重整程序后，新的管理者进入，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快速大幅度调整管理层、裁减员工、引进新的投资者、剥离低效业务和无效资产。有死的威胁才会促使企业慎重决策、防范风险。
二是在维持既有规定和照顾现实之间，政策大幅度摇摆。政府可以建议大银行成立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信贷部，还可以支持成立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银行，还可以设立有政府背景的贷款担保基金。
还有挽救希望的可以实行破产重整。面对轮番的政策调整，各类企业都没有稳定预期、民营企业缺乏安全感。